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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2020-10-15 22:55   来源:未知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数千年来,它伴随着中 国人的发展与进步逐渐成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 行为。中国人的立身处世、言行举止,似乎无一不体现着中 国文化;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每一件什物,几乎也都浸润着浓 郁的中华文化。但是一旦旁人问起来,要你用三言两语准确 地概括一下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恐怕多数人都会瞠目结 舌,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中华文化支脉太庞杂、流变太频 繁,要想真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实在是不容易办到。不要说 外国人不解,就连中国人自己,怕是也会觉得茫然。前面那 几位中国人在老外面前所遇到的尴尬,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中华文化太 丰富、太精深,所以我们觉得实在很难理出一个头绪。而相 对浅易的美国文化,就容易理解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 中国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中, 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髓。 比如说, 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经权之道等等,就是很典型的中国 文化特征。总体来看,中国文化有如下几点鲜明特征,值得 我们注意: 中庸,是圣人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至德”,孔子心目中的 理想道德叫做中庸。中庸之道,实在是中华民族累积凝成的 民族智慧。中庸的精义,似乎不出《论语》的一句话,那就 是“过犹不及”。 就是说, 万事都不要过分; 如果做得过头了, 那还不如不做。然而时下许多人所理解的中庸,却成了做事 无原则、无标准、和稀泥、不偏不倚、模棱两可、首鼠两端 的代名词,似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庸庸碌碌、明哲保身 的好好先生。这实在是对中庸真义的误解。为人如果做到了 “中庸”,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呢。 要身体力行“中庸之道”, 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越了限度就不好了,哪怕是 好事也会因此而变成坏事。事情做得过了头还不如做不到, 这就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 来举例: “怯懦”是“不及”, “张狂”是“过”, 而“勇敢”则是“中庸”; “吝啬”是“不及”,“奢侈”是“过”,而“慷慨”则是“中庸”;“自卑” 是“不及”,“自负”是过,而“自信”则是“中庸”。试问,这样的 中庸,又有什么不好呢? 中庸的现实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合理化”。朱 熹解释中庸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 不合理。”管理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 理化”, 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 重视团体不必轻忽个人,注重现实同时并不抛弃理想。 至于一项措施合理不合理,还要看时空能否配合,所以 中庸说: “君子而时中”。 这里所谓的“时中”, 用时髦的话来讲, 就是指“与时俱进”,它要求人们行事能适应时代需要,求得 能适合此时此地的合理化措施。 中庸不是平庸,所以绝非因陋就简,当然更不能随俗浮 沉。真正的中庸,必须力争上游,日新月异。首先要坚持“有 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站在“有所不为”的立场来“有所 为”,找到“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决策”,并且确实尽力去执行。 这些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要实行的话相当困难。 中庸之道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 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 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希望 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只有这样,才 算符合中庸。 诚然,中庸之道堪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 但却是很难为 人所把握好的。千百年来,正因为人们对中庸的片面认识和 错误理解,使得国人的行为出现了较大偏差。渐渐地类似于 “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一类的谚语流行开来, 压 抑了人的个性,渐渐地造就了一批温和、谨慎、克制、保守 的中国人。他们遇事不敢承担责任,却有着“推”、“托”、“拉” 的本事,人人都不敢为天下先。如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 管是排队还是走路,多数人更喜欢夹在中间,既不愿领头, 当然也不愿意殿后。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中庸之道”给国人带 来的影响吧。 和谐 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一种人与自 然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国人追求的是人与宇宙天地 乃至世间万物的和谐与共生。这里的“天”,可以看做是原始 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而这些原则和观念同时也是人心 中所固有的。在这个层面上看,“天心”与“人心”是一致的;所 以说,“顺天”必“应人”,“应人”即“顺天”,两者事实上是统一 的。归根到底,所强调的还是“以人为本”。这应该可以算是 中国最原始的“人本主义”观念了。 对比欧美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西方人相 信人是神创造的,凡事都应该服从神的意旨,成为人为神而 生的神本主义。欧美的科学文明,又证明人不过是万物中的 一种,神是人想象中的产物,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以致物质 享受高于一切,成为以物为本的物本主义。 中国人把宗教当做一种生活工具,神并不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也把科学技术看成生活的另一种工具,科技根本不可 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最看重的,不是神,也不是科技, 而是人,从而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之路。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大概就是以“和谐”代替“斗争”, 用“互助”代替“竞争”。“拿和谐来解决问题”成为多数中国人不 变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中,“和合性一向大于分别性”。 管理的和谐性,最要紧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间的 安和乐利。双方一旦产生严重的抵触或对立情绪,就意味着 会失去中国管理的基本精神了。 然而和谐并不反对竞争,天下事非竞争不能进步。但是 中国人懂得“用让来争”,和合当中有竞争,争到不伤和气而 又解决问题,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了。 因而, 中国人特别重视和为贵。 有道是, “君子和而不同”, 尽管大家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不可不在和谐的气氛中找 出孰是孰非。组织成员,不可以为反对而反对,但是基于共 同的目标,提出一些积极性、建设性的异议,有助于集思广 益,这才是组织进步与发展的动力,非常必要。 但是, 万一事物之间达不到协调的立场,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深知一切都可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促成变化, 带来进 步。然而矛盾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对立、冲突,它往往可以调 和、 化解掉。 西方人最佩服中国人的地方, 便是这个“化”字, 一切矛盾统统化掉,化得好像没有矛盾一样。 从表面上看,多数中国人凡事习惯于讲求“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似乎是马马虎虎把事情处理完毕,有草率的味道。 实际上我们是透过良好的协议,先把事情分解成若干症结, 然后逐一化解,才可能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这就是中 国人的“求和”思想。“求和”包括着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待人 和气等几方面,性格上也就表现出平和、宽容、顺从、团结、 依赖等特征。 另一方面,就中国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而言,由于受传统 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性格气质上历来都表现出求和的 一面,“以和为贵”成了大多数中国人进行社会交往所恪守的信 条。所以世所公认,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国民讲究 谦恭礼让,从不好勇斗狠,时时刻刻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忘了 一团和气。 追求和谐是中国人求和心理的又一大体现,一方面,中国 人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敌对力 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类相辅相成的,即相互依靠、相互成就 的密切关系。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人有统一的关系。而西方 人则推崇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往往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 自然看成是敌对力量。 此外,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讲究伦理道德, 重视人际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出 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共同心理。只要人心团结,事业自然会无 往而不利。 《易经》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 其臭如兰”,便是“和为贵”的生动诠释。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在 社会交往中都以“和为贵”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 “和”不仅 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 本保证。大家对“将相和”的故事,应该都不陌生吧。 战国时候,赵国得和氏璧,秦国愿以十五城易璧,赵王为此 进退两难,宦者令缪贤荐其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凭其 机智,完璧归赵。后来在渑池之会上他又为赵取得外交胜利, 其官职位居猛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宣称要面辱蔺相如。蔺 相如为此常躲避廉颇,还向自己手下解释说应当“先国家之急, 而后私仇也”。 廉颇闻之,负荆上门请罪,二人遂结为生死之交。 秦国见蔺廉二人团结一心,数十年不敢侵略赵国。“将相和”的 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保持强盛,政府中主要成员必须有 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才能立于不败之 地。而对企业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企业的中层人 员有分歧、闹对立,往往是最棘手的,危害也最大。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2) 感应 中国人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基于人的本能, 行事前总要问个吉凶祸福。毕竟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乃是 人之常情。甚至中国一度有不少人专以替人预测凶吉、指点 迷途为业,也就是所谓的“相面算命”,深为国人所笃信。而 中华原典《周易》 ,某种程度上便是一本教人预测吉凶祸福 的书。如果将这些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似乎也很难说得 通。 如何预测未来以趋吉避凶,有赖于感应。中国人早就知 道,利害跟吉凶并不是准确的对应关系,利可能吉、也可能 凶;而害亦如此。与其为了求取邪利、暴利招来凶祸,不如 承受小害以期大吉,这就是“吃亏便是占便宜”的道理。吉凶 必有征兆,要用诚心来感应,所以《中庸》说:“祸福将至,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防之;至诚如神。” 感应的具体表现,叫做“知细”,就是指要能体察到一些 微小的事物,从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 古人云,“明察秋毫之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便是“知细” 的体现。孔子说,能辨析事理于细微的,可算得神圣的人物。 君子上不奉承权贵,下不慢渎贫贱,不为小人所利用而受其 牵累, 可算是知细了。 “细”指微渺难见的动机, 吉凶的先兆。 君子于是非善恶之间能合理取舍,能辨析细微、当机立断, 决不拖延。 “知细”才能够“见细”,于是才会有“先见之明”,于是对于 一切问题,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应付裕如。 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能知细,难免会使决策居于盲 目,这样势必导致轻举妄动,使管理行为失效,甚至招来灾 祸。管理者能够知细,事先看出预伏的危险,便能够及时防 微杜渐, 使许多小问题化解掉, 就不会形成大问题。 老子说: “为之于未有, 治之于未乱。 ”孙子说: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 都是希望我们知细、见细并及早思患预防,以趋吉避凶,这 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这也就是说对管理者而言,对 任何问题,当其微小时,即予以有效处置,便是最理想的管 理态度。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务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中国人乃是彻头 彻尾的“实用主义”。中国古代技术领先而科学落后,就是“实 用主义”的后果之一。中国从来都不乏能工巧匠,但有几个能 在理论上有高深造诣的?中国人注重能够直接给生活带来 好处的技术领域的探索和革新,却从来没有建成过一套完整 的科学知识体系,不无遗憾。中国人诚然很聪明勤奋,而且 也善于学习。但传统的中国人学习的目的,乃是为了求取功 名,将来好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无论是“格物致知”也 好,“修身养性”也罢,看似注重的是个人修为,而它们的落 脚点,最终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大都 有其明确的动机,这纯是因国人的“务实”精神所致。 此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具有现实主义 特性。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仅有的 一个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其理论中也夹杂了许多世俗 化的东西,它并不像佛教那样提倡清心寡欲、舍己度人,而 是对人生采取了一种更为超然放达的态度。即使是超凡脱俗 的佛教,一来到中国,也往往被世俗化、功利化了,例如产 生于中国的所谓“净土宗”,就背离了“艰忍苦修”的佛教传统, 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 即使这样,许多中国人对宗教也都是漠不关心的。中国 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因 此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质主义的,他们热切追求富裕和享 受的快乐而无暇他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是不会 轻易信奉鬼神的。因为《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 神’。”既然孔夫子都敬鬼神而远之,那还有多少人会对虚无 飘渺的神灵顶礼膜拜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宗教不过是每 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所追逐的时髦而已。不像当代信 奉某种宗教的人,一生下来就必须信仰某种宗教,就要成为 ,丝毫不能有个人选择。 通权变达 中国人做事,从来不固执一理、毫无变通,但中国人也 向来看不惯那些圆滑机巧、见风使舵的人。中国人的行为讲 求实用,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贯彻了“实用主义”。这种求真 务实、经世致用的心态和理念得以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 衍至今。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向来不提倡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我们的祖先并不讳言“君子爱财”,但是在这 个前提下,还必须“取之有道”。由此可见,这里所提倡的, 就是一种通达权变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诚然有传统、务实、固执乃至保守的一面,恪守 礼教很少变通,但是同样也很强调“权变”的重要性。孟子就十 分推崇“权变”精神,而反对偏执迂腐、头脑僵化的做法。他 举了如下的例子:中国虽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也有 “嫂溺叔援,权也”的说法。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和自己 的嫂子进行身体接触是不合礼仪伦常的,但是如果在嫂嫂落 水、即将溺毙的紧急情况下,就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亲”的 教条,而应果断地施以援手。这可以认为是中国最原始的“权 变”观念。 中国人把这一套权变的理念归纳为四个字,即“执经达 权”。这里的“经”指的是惯常的原则和制度,而“权”自然就是 权变。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一切都体现在这四字之中。要求 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机变, 既不能事事都遵循一理, 不敢稍加变达, 也不能遇事毫无章法,甚至进行无原则的妥协。 乐天知命 2003 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 SARS 风暴肆虐祖国大 江南北,给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不过从这场危机 中中国人普遍反映出的心态来看,多少也能看出传统文化对 中国人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这场风波中并没有显得惊惶失 措、人人自危,他们的心态倒是显得很乐观,并不认为非典 能对自己有什么威胁。随便找个网上论坛看看上面的言论, 你会发现非典时期的典型论调, 正是“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有些人对这种心态大加贬斥, 认为是一种消极蒙昧的“侥幸心 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豁达开通的 乐观主义精神。 多数中国人好像都很信命,把很多事情都看做是天意的 安排。这样一来,似乎很多人的主观努力,在天命面前,都 是徒劳的。人们只要心安理得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就可以了。 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伦理道义,上天就一定会善待你。这样的 天命观,多少有些消极无为,常被人指责为是典型的“逆来顺 受”, 却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心态。 一些中国人遭到了打击以后, 总喜欢首先把责任推到“天”的头上,先“怨天”,再“尤人”。中国 人对于天命,最典型的思想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 富贵、荣辱,乃至生死,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还要争什 么呢? 所以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乐天知命、顺乎自然之道,是他 们人生态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人与 社会、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现实现象和现实关 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是自然界和宇宙的 一分子,人的生命只是自然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人 的一切活动,当然最好要遵从天命。 中国古人的“天命观”相当浓厚,认为天命不可违抗。每 当事情遇到挫折,总是无可奈何地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 天。”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在上方谷用火攻计困住司马懿 的大军。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不料天降一场大雨,顿时浇 灭了进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希望。这个时候,孔明只得老泪 纵横,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话说 当年楚霸王自刎乌江的时候,也是长叹一声:“天亡我,非战 之罪也。”可见古人也是很有趣的,如果成功了,自然那是老 天保佑;如果不幸失败了呢,还是要怪罪到老天头上,反正 没自己什么事,让人觉得“皇天不佑”是事情没成功的好借口。 即使到现在,有些中国人遇到什么不顺的事,往往也会大 呼:“天哪”。就跟西方人常挂在口头的“My God”似的。可是, 就是老天再对不住你,你又能怎么样呢?还能把天捅个窟窿 不成?要是真的触动了老天,那可不是好玩的。传说中倒是 有一位神话人物共工, 一气之下怒触不周山, 导致天倾地陷, 结果引来了旷世浩劫,这就是人与天作对的结果。 但如果人们过于遵从天命,或者认为,反正一切都会有上 天安排,自己的一切抗争都无济于事,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命 运的摆布的话,无疑是一种十分消极的态度。 而传统的中国人 中,持这种心态者大有人在。 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平或制度的黑 暗,很少主动站起来要求改变(只有当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爆 发农民起义,这是特例,也是极端);只要不直接威胁生命,一切 都可以忍受并屈从,并且把希望寄托在来世。 中国的老百姓当 惯了“顺民”或“良民”,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祈祷上天能给他们带 来一两个青天大老爷。就像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那样的; 或者期盼上天能降生一个好皇帝,能勤勉政务、体恤万民;或 者又期望能出现豪侠义士主持公道,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总 之,他们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天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总希望 能发现什么“救世主”,帮助他们脱离苦海。 中国的老百姓,最顶 礼膜拜的,不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不是至高无上的玉皇大 帝,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可见他们的 精神寄托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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