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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文化普及比诺贝尔重要

2019-12-03 03:27   来源:未知

  梁晓声认为,现在有两件事对中国是影响深远的。第一件是通俗歌曲和卡拉OK。他以前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突然意识到,在以前的朝代,我们汉民族也曾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汉民族不善于唱歌、不善于跳舞了,在1949年以后基本就再没有自己的歌舞了。就算唱也都是一些1949年以前的歌曲,而且还都和穷困有关系。那么我们都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唱歌呢?在“五四”运动时唱歌,在、“文化大”、上山下乡也唱过。别的时候我们唱的却是少数民族的歌。而现在是卡拉OK让我们汉民族有那么多的人在唱歌。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不再像以前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应该重新评价。

  还有一件事情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报刊业的兴旺发达,很多报刊都有副刊,副刊的阵地是不能单靠写家来占据的,所以这时候就有很多业余写者出现了。接着就是网络,网络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作家不是呈梯队而是一个一个产生的。有那么多的青年开始写作了。他们在网络上写作。写作这件事情对人是很重要,而且是很自然的。青年们经常在网络上分享写作和阅读的快乐。这种现象在今后20年会成为全人类的后文化现象。梁晓声常被问到“中国写作为什么不能产生大师、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他表示,如果在以后能够产生大师和诺贝尔文学奖那自然是喜事,没有也同样可喜。梁晓声认为读书和写作在一个国家普及比出现一两位“大家”更为重要。

  谈到写作,梁晓声表示一直想写几本小册子,谈小学生如何写作文、中学生如何写作文、大学生如何写作。但后来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把写作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便还没有写这样文章的资格。

  在大学教写作,梁晓声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的学生写作多用形容词,而西方是多用比喻。这是为什么呢?中国的汉字极为丰富,形容词也极为丰富,我们学生的学习是接受式的,学到这些形容词便应用在写作中。用好了老师会表扬,自己会得意。但这些词在若干年以前、几个世纪以前,在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那是生动、智慧的,是新鲜的。在若干年以后的今天,这些词早已失去了当时的新鲜性。因此用这些词只能是应用型的写作。我们会发现我国的青少年写作者用词很多但并不生动。而西方的作品用词不多但比喻很多,任何一个比喻都是很个人化的。我们不可以在自己的写作中去用别人的写作。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写作中去习惯地用被别人用了几百年、上千年的一个典故或词。那么,梁晓声认为这就是一个文化历史太悠久的国家、民族有时会使我们这些后代的头脑变得懒惰的缘由。

  梁晓声补充表示,写作是培养人细心的一件事。尤其是小说写作,需要很多细节。细节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细节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就牵扯到文学中常用的两个字:“编造”。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贬义的说法,这是创造和想像力。用想像力来虚构一部书就叫做“编造”,梁晓声认为这是写作中一个初级阶段。应该上升到“编织”和“创造”这个层面,才使我们上升到一个细致的写作状态。

  在讲座现场,读者对梁晓声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商品时代,有些作家采取了迎合的态度,也有少数严肃作家在苦苦坚持着。当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时候,请问怎么走出这个怪圈?

  而梁晓声回答道:“迄今为止还是‘困惑’。我想,和享乐相比还是贫穷对我们的伤害更大。我觉得正常享受天伦之乐是有益于健康的。我们从前是不是对人性的过于理想化了?我们必须要承认其实我们的人性有另外一面,有要庸俗一下的一面。在未来的一个更好的世纪,实际上不是一个道德律条越来越多的世纪,而是越来越少——更多的是每个人能够自觉遵守我们公认的一些律条。那样的世纪给人一种最大、最宽泛的自由。”

  坦诚以待的梁晓声在讲座最后除了袒露自己的创作新况,甚至还透露了自己的稿费问题。他表示,就拿书来说吧。9月他可能会出两本新书,其中有一本37万字左右,是用两年的时间积攒起来,也只能印一万册左右,稿酬应该是2万元左右,扣去税后也不过是1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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