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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文化只能批判不能解决不道德

2019-12-03 03:27   来源:未知

  今年3月,梁晓声的新书《郁闷的中国人》出版之后,人们发现过去的“老愤青”变得温婉劝世、平和而深沉了。

  他的笔一直是为中国最底层的人民书写着的,他写自己身边一条油腻的街道、一个未必就不嫌恶看客却又得从看客这儿讨生活的二人转剧团、一个把自己毕生积蓄拿去炒股亏损殆尽的老农妇……千种表情,万般无奈,都成为作家剖解“微型中国”揭示社会病相的鲜活样本。样本铺陈于书中,更有手术刀般的文字,将它们分割,展示出哪里是好的,哪里已经溃烂。

  在刚刚闭幕的上,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晓声提出了三条提案:关于贫富差距,要求国企高管高纳税、问题、简政问题。“这些做起来都很难”。但民众的忍受力已趋近临界点。是以梁晓声出书,立言,为中国各阶层的公民发声,更是为政府驱散这一名曰“中国人的郁闷”的灰色积雨云谏言献策。

  中国人的郁闷生之于心,表之于面,现世令人郁闷,郁闷之人又不得不适应时代的诸多规则。虽然这令人愤懑的郁闷经常从四面八方将中国公民围困,对各级政府的强烈谴责之声也不绝于耳,但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状基本上是安定的。“潜在的深层的矛盾衬出这种安定显然的表面性,但即使是表面的,肯定也为国家逐步解决深层矛盾争取到了可能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宝贵的前提。”梁晓声认为这广袤的郁闷与宣泄,也是一个做出顺应民心之改变的契机,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文化是一阵可以吹散积雨云的清风,可是光靠一本书,一个作家的呐喊,是远远不够的。要治这郁闷之本,光靠文化吹拂无异于隔靴搔痒,但梁晓声依然饱含着希望,潘多拉的魔盒一经打开瘟疫便四散逃离,可是魔盒的下层里却锁着希望,只要将希望释放出来……

  锐读:在这本书中您总结了这个时代的郁闷。其实您所写的这些负面的、令人郁闷的事情我们在生活中接触太多了。于是现在不少年轻人对此选择不闻不看,您认为这是现代的年轻人普遍在精神上变得脆弱了吗?

  梁晓声:我基本同意这个看法。从历史视野上来看,比如在美国二战之后出生的一批孩子,他们的父母辈经历了二战并留有阴影,而孩子们却对此有隔膜。他们出生之后没有遇到大动荡,生活在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和科技快速恢复、提升的时期,因此美国六七十年代产生了嬉皮士、雅皮士的文化。社会学家分析说,这种现象是隔代产生的。

  但在中国还有独生子女这一个独特的现象,哪怕是在农村的独生子女都会有这样的表现,他们普遍缺乏关照他人的意识,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他们自己不会意识到这种问题。

  我听说过一件事情可以很好地说明独生子女的心理:有一个老教授,他买了几个相册,想让儿子帮忙把照片装进去,儿子把第一本装好了,他打开一看,发现第一页是儿子自己的照片,接着翻下去,看到的都是儿子的同学、朋友、以及其他有关的人。直到把这一本翻完了,发现自己的照片连相册的边儿都没挨到。他很震惊,去问儿子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儿子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这么装还怎么装?”独生子女大部分都不能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

  因此他们一旦受到挫折、打击或者不公平的事情,就会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变得眼里再也装不下别人的不幸,对父母所经历过的不幸,也根本没有感觉。

  锐读:您在书中说中国人的郁闷是积雨云,但积雨云可以不化作暴风骤雨,人文精神是一阵可以吹散它的清风。您认为这朵灰色的积雨云能等待这么久吗?

  梁晓声:我一直认为如果社会存在着属于社会和时代本身的疾病的话,一定要治本,所谓治本就是说,比如社会分配不公,就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不够,一定要解决,就业面积不够广,也要解决,包括问题、食品卫生、药品安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它不是文化所能够解决的。但是也不能让文化去装聋作哑。

  所以我们在这次期间,也提到了很多道德沦丧、道德滑坡的问题,但其实最大的不道德是一个国家的官僚阶级中的现象,这是文化无法解决的不道德。文化能批判这个问题,但要文化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给力的。

  锐读:关于道德滑坡、沦丧这些问题,并不是能由文化来教人们应该怎样讲道德,而是得从根本问题着手,是这个意思吗?

  梁晓声:对的。如果让文化来教人们讲道德,那就等于是对大巫的不道德装聋作哑,对小巫的不道德好为人师了。我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写给政府工作人员们看的,初衷几乎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发现这本书前面一部分和后面一部分在语言风格上有很大差别,前面一部分非常口语化,甚至出现这样的字句“诸位”“同志们”,这是因为这部分文稿基本上是我之前做讲座的演讲稿,而其中最主要的讲座是做给政府基层人员听的。我为了让他们明白,现在中国人的郁闷还是积雨云,还用不到驱云弹。

  锐读:您在书中最后一部分提到了中国教育缺乏的人道主义教育,您觉得人道主义是我们从小学就开设的思想品德课里能教的吗?

  梁晓声:不能,这门课不知道教了些什么东西。事实上全部的人文思想,它的原点就是人道主义,就像时间的原点是宇宙爆炸一样。如果我们要在教育中补上人道主义的一课,那先不是给学生补,而是给教育工作者补。

  当时在我国80年代行成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我有幸被部邀请去参加了一次会议,当时我记得报告中写着要弘扬民族精神,做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等等,就是没有出现人道主义这几个字。我当时就提出了意见,原话是“如果我们还不对我们未来的青年进行人道主义教育,那就不能够排除还会出现第二次‘文化大’,如果出现了,那也不能够排除这些青年就不会用皮带去抽自己的老师甚至父母的情况发生。”那是在粉碎之后第三年或者第四年的会议上,就加上了人道主义,但是在前面有个修饰,叫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但是后来你会看到我们的影视作品,也就是对于大众的宣传最有力的那一部分里面,反而对人道主义谈的最少。那里面或者呈现一种小情感、私密情感,取悦于青年的爱情,爱情是一种感情,但人道主义是比爱情更大的情怀。

  为什么人道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根深蒂固的呢?因为西方宗教发达,而文学又像二传手一样把人道主义表达的更为形象。这都是我们以后的文化中要补上的一课。

  梁晓声:不不,我认为反而是要让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乃至大学老师的内心中都秉持着人道主义。为什么我们总提思想教育,却不提心灵教育?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试图用思想对中国公民的大脑进行教育?为什么不对一个人,在其还是孩童时期,就用人道主义、人文、文化的精神去对他的精神进行影响呢?

  锐读:您在书中提到了很多电影,之前您也在电影厂工作,最近几年的中国电影或者电视剧,您有特别满意和喜欢的吗?

  梁晓声:对于中国电影,我这次又在中拍了桌子。我们国家的电影为什么看不到什么现实题材、当代题材的?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去年有一部《钢的琴》,就很不错。电影是一个国家的声光名片,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最直观的方式,一直不出现实题材的电影,外国人很可能对中国的认识就是不全面的。

  但是在国外,比如美国,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美国近几年出了很多针砭时弊的电影,指出了社会问题,他们的观众什么都看。但是在国内好像近几年连电影频道都不放这类电影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锐读:最后问问您的文学观吧,您的文学主旨是现实主义,可现在的很多青年作家却少有走这条道路的,您怎么看呢?

  梁晓声:我自少年时代所受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当时优秀作家中10个里面有9个都是现实主义作家。但是现在时代在发展,文学也在发展,观念上自然会变化,这是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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